为了这一件事情，士匄在封地召集完私军，马上赶来了都城。
怎么在这个时候公示刑鼎？那不是晋君周外出了嘛。
若是晋君周在“新田”的话，尽管是楼令和士匄全权负责，遭到天下人质疑的还会是晋国这一位国君。
没其它别的因素，简单就是刑鼎上的律法要在晋国施行。
趁着晋君周外出会盟公示刑鼎，由楼令和士匄来主持，等于说好坏全由他俩来承担。
历史上，赵鞅与士鞅、中行寅联合铸刑鼎，他们在进行公示的期间，一样是晋国之君不在国内。
当然，赵鞅与士鞅、中行寅联合铸刑鼎这一件事情，对当时的每一个阶层在意义上都不一样，出现了极大的争议。
例如孔丘知道那么一件事情，悲呼：晋其亡乎！
孔老二这是在干什么？他诅咒晋国必亡。发出诅咒的理由是，将治理民众的刑法铸于鼎上，混淆了贵贱尊卑的等级。
什么情况？情况就是孔老二认为律法是贵族老爷拿来治理黎庶，不应该让黎庶知晓干了什么就是犯罪，会让黎庶变得狡猾。
知道孔夫子收弟子，弟子必须拿着十根腊肉才能拜师，成功拜师的人要么是贵族，不然就是贵族的后裔，还觉得是有教无类，跟普罗大众站在一边吗？
再结合认定贵族与黎庶是两种生物的看法，觉得孔老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读书人高呼孔圣人肯定没有错，他们是同一阶层，属于同一个物种嘛。
贵族认可孔老二的神圣也不会有错，理由是他们因此受惠。
至于普通人？两个字：呵呵。
一个天大的事实，儒家或法家对权贵的谄媚程度不分上下，他们历来就是跟权贵站在一边。
史书中的“民”可不是普通人。
上古时期的“民”，他们是部落首领以及各层的头人，还有他们的子嗣和神职人员。
到夏商阶段的“民”，他们是宗亲和神职人员。
宗周以及春秋、战国的“民”，他们是诸侯，各种等级的“大夫”们。
两汉的“民”，他们是勋贵、官员、良家子。
隋唐的“民”，他们是世家门阀的成员以及勋贵、官员。
两宋的“民”，他们是官员以及官员预备役（读书人）。
明的“民”，他们是勋贵、官员和官员预备役（读书人）。
清的“民”，他们是满八旗与汉八旗。
所以啊，所谓的“民”所指的是能够发声，拥有上进的渠道，并不是所有两脚兽都配被当局当成“民”的。
其实，有不少人对“寒门”也存在误解。
很多人眼中的寒门，大概是能够维持三餐，有机会认识几个字。
事实上的寒门，他们是家里有数十上百的仆人，名下几千亩的农田以及数百上千的佃户。
那为什么还称之为寒门呢？因为世家不止有着悠久的家族传承，他们名下财产的数量多到恐怖，家里面还有很多人在朝廷当大官；门阀则是世家有的都有，并且他们必定在当时的王朝经营了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
孔老二当时也是贵族，自然有资格质疑赵鞅和士鞅、中行寅的所作所为了。
只是吧？孔老二对于子产的铸刑鼎却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子产铸刑鼎公示律法要比赵鞅与士鞅、中行寅早了数十年，为什么孔老二赞美子产，反而诅咒赵鞅和士鞅、中行寅的行为呢？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子产铸刑鼎主要是针对郑国的异姓贵族，赵鞅和士鞅、中行寅铸刑鼎要干的事业是贵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知道孔老二是贵族至上理念的秉承者，是不是就不意外怎么对待子产与赵鞅、士鞅、中行寅用双标的看法了？
而孔老二需要忠君，发表那些言论的时候还不能得罪三桓，自然就看上去很双标。
有些事情就不该知道，与同时代的人一块随波逐流也便是了。
同时代的人都尊崇孔夫子，非要当那个指责孔夫子的人，还想不想做官，不做官也能够活得舒服了？
人啊，没有改变一切的力量，真的不要活成异类，要不然绝对要遭受主流阶层的排斥。
楼令和士匄是想当特立独行的人吗？他们真的想。
范氏是什么主业已经提到过，他们在晋国的主业是制定和审核律法。
楼令则是因为官职的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参与进去。
当司马的时候，楼令着作军队所需的《司马令》一书，后面被各国拿来作为军队之外的执法标准是状况之外。
现在，楼令是晋国在任的中军将，无论是作为执行者或是监督者，晋国想颁布什么新政策都绕不开中军将啊。
关于晋国要颁布新律法的事情，三年前已经有过预告。
第一批说要到现场审核的人，不是晋国内部的人，反而是鲁国的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