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
他翻开《费加罗报》，找到对左拉评价的版面，
出乎意料地，文章名竟然叫《保护童真》，
——
童真，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它代表着纯真、无邪、善良和快乐。
孩子们总是以最真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不会欺骗他人。
……
只可惜，在左拉先生笔下，童真好像是污秽的。
那个著名的女角色——
娜娜，
在她六岁时，“已经显得像个女无赖”；
十岁时，“坏孩子竟像一个妇人，一摇三摆地在朗第耶的跟前走路，并且斜眼瞅着他，眼光里充满了邪气”；
十五岁时，“长得像一只小牛似的丰腴，皮肤十分洁白，嘴唇很红，两眼像两盏明灯，所有的男子都希望在她这盏明灯上点烟斗”。
很快，她开始为身体收费。
……
——
陆时懵了，
“怎么会这样？”
左拉被流放是因为一起间谍案——
德雷福斯案。
德雷福斯是犹太裔，在法军中服役，授上尉军衔，
他被定罪，并很快锒铛入狱。
左拉站了出来，发表《舍雷尔·德雷福斯》一文，
之后，他又写了《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揭露军方的恶行，并指名道姓地控诉几位法军的高层为主谋。
（PS：《我控诉》一文十分出名。）
围绕德雷福斯案，法国出现了分裂：
一方主张重审，呼吁公开真相、纠正错误，；
一方反对重审，认为叛国者必须处死。
双方竟然都有名字，前者被称为“人权同盟”、后者被称为“法兰西祖国同盟”，
此事对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
甚至还普及了一个新词——
知识分子。
它作为一个阶层，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知识分子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同时关注公共事务、维护公平正义，并努力把真相告诉民众。
但直言是有代价的，报复如期而至，
军方以诽谤罪判处左拉一年监禁并与3000法郎的罚款，
左拉被迫流亡。
后来，军事法庭虽然重审此案，但维持了原判，宣布德雷福斯有罪，只是附加了一句：“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
可即便如此，仍然让很多人觉得被驳了面子。
但这也让左拉得以回到法国，继续斗争。
陆时挠头，
“我还以为他们会在德雷福斯案上做文章，从爱国这个着力点入手~”
一旁的萧伯纳抽了口烟斗，
“在《朝闻道》被封事件之前，他们可能会那么做。”
陆时哑然失笑，
因为尼古拉二世的二傻子一样的操作，全世界的媒体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要下热搜，双方你来我往地打擂是绝对不行的，
那样只会把事情炒得更热。
降低热度的办法，就是找到新热点盖住之前的热点，或者从别的地方下手对当事人进行抹黑。
而左拉的问题恰恰是明摆着的，
他的，艳情描写实在是太多了！
诚然，法国人写那事儿的本来就很多，露骨者亦不在少数，
但正如报道所说的，左拉所刻画的娜娜，是六岁就作为配角出现在《小酒馆》中的，到了《娜娜》，则成了艳丽绝伦、让所有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主角。
法国人哪怕对此接受度再高，可如果告诉他们，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个女孩将来注定要出来卖。”
他们必然不同意。
这就是《保护童真》一文的逻辑。
陆时冷哼，
“这帮人倒是挺聪明的。不敢从正面下手，反而要玩什么道德抹黑。”
萧伯纳的表情也很冷，说道：“法国文坛都站在左拉先生一边，那些人，玩笔杆子玩得过？而且不只是笔杆子，当年为德雷福斯求公道的，还有莫奈先生。”
莫奈在世博会上展出成套《睡莲》，已经成了法国的文化符号，没人惹得起。
陆时陷入沉思，
蓦地，他想起什么似的问克里默：“克里默先生，你是怎么牵扯进这件事来的？”
克里默耸耸肩，
“哪里需要人道主义，哪里就有我。”
陆时听得一阵恶寒，
这老哥，不会觉得自己这么说话很帅吧？
他和萧伯纳面面相觑，
视线交流，一切尽在不言中。
克里默满头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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