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纬度高的关系，贾木思的秋天比哈城来得要更早一些，一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起来。叶晨坐着火车到达的时候是傍晚，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把这座小城的屋顶和树梢都染成了暖色调。火车站...高彬坐在那里，手还悬在半空，酒杯里剩下的半口白酒泛着微光，映出他僵硬的脸。刘景元已经穿好了大衣，围巾绕了两圈，只露出一双眼睛，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松花江面。他没看高彬，目光落在窗边——窗外中央大街上行人裹着厚棉袄匆匆而过，街角面包房飘出刚出炉列巴的暖香，混着煤烟与雪气，在冷风里浮浮沉沉。高彬喉咙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却像被冻住了一样，发不出声。刘景元推开门前，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只淡淡道：“高科长，你这酒，我喝得不踏实。不是怕你下药，是怕你哪天把我也端进宪兵队的审讯室里去——到时候，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门轻轻合上，没发出一点声响。高彬没动，也没放下酒杯。他慢慢把那半口酒灌进喉咙，烧得食道一抽一抽地疼。他忽然想起乌特拉行动失败那天，也是这样的冬日，天灰得像块抹布，金志德被拖走时没喊一句冤，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疲惫。后来金志德死在刑讯室，尸体运出来时脚踝还套着铁镣，指甲缝里全是血痂和水泥灰。那时高彬以为自己赢了。谢子荣死了，金志德顶了罪，鲁明升了机要股，他自己坐稳了科长位置，连涩谷三郎都拍着他肩膀说“高桑，做事利落”。可现在回头看，谢子荣死得太巧，金志德招得太过干净，鲁明升得太快……像一盘早就摆好的棋，他不过是被人推着落子的那只手。他放下酒杯，指尖在杯沿摩挲了三下，忽然冷笑一声。不是笑刘景元，是笑自己。笑自己这些年把心思全耗在提防下属、架空副手、抢功甩锅上，却忘了最该盯紧的是谁——是坐在新京伪满国务院二楼那间朝南办公室里的涩谷三郎，是每天清晨七点准时出现在宪兵司令部门口、拎着公文包、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的涩谷副官，是每次来哈城都住在铁路宾馆三楼、从不跟本地警员同桌吃饭、却偏偏总在叶晨汇报完后多留十分钟的那位小林课长。他们才是真正在下棋的人。而他？不过是个连棋盘都摸不清的卒子。高彬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一道缝。寒风猛地灌进来，吹得他额前几缕头发乱飞。他眯起眼，望着对面酒店二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半掩，隐约可见一个人影正俯身伏案，手里握着钢笔，笔尖划纸的沙沙声仿佛穿透玻璃、钻进耳朵。是叶晨。他早知道叶晨会住这儿。中央大街这条线，从前年起就是特务科暗中监控的重点。铁路宾馆、毛熊酒店、新世界百货，三家楼上所有临街房间，都有人在底下登记过租客名册、出入时间、访客记录。叶晨三天前就入住了毛熊酒店，前台登记用的是“周乙”两个字，身份证件盖着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钢印，编号尾数是8719——高彬亲手抄过这份备案，就压在他办公桌第三层抽屉最左边的蓝皮档案袋里。可他当时只扫了一眼，没细看。因为那串编号太熟了。熟到他以为是自己以前经手过的某个旧案子，熟到他下意识觉得——不过是又一个靠关系空降的废物。他错了。错得离谱。高彬缓缓合上窗，转身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叠得方正的纸片。那是今早秘书送来的会议通知底稿，背面用铅笔潦草写着几行小字，字迹是他自己的：【叶晨，原名周乙，北平人，十六岁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十九岁退学，去向不明；二十二岁以翻译身份随日军华北驻屯军后勤团赴津，二十三岁调任关东军情报本部临时译电员；二十四岁参与‘松花江水文测绘’行动，期间独自完成三十七份加密电报破译，获涩谷亲署嘉奖令；二十六岁调回哈城，任特务科行动队长。】这段履历，他昨天才从宪兵队借阅室抄回来，油墨未干，手指蹭上去还沾着一点灰。他盯着那行“二十六岁调回哈城”，盯了足足一分十七秒。然后他掏出火柴，“嚓”一声划亮，凑近纸角。火苗舔上纸边，迅速卷曲、发黑、碎裂。灰烬簌簌落下，在窗台积了薄薄一层，像初雪。他没吹灭，任它烧尽最后一星红光。走出酒店时，天已擦黑。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在雪地上晕开，像一只只疲倦的眼睛。高彬没坐车，沿着中央大街往西走。风刮得脸生疼，他却故意没系大衣领扣，任冷气往脖子里钻。他需要清醒，需要疼，需要记住这种被扒光衣服站在冰天雪地里的感觉。走了约莫二十分钟，他在一家不起眼的修表铺子前停下。招牌褪色，玻璃蒙尘，门楣上斜挂着一块木牌，漆皮剥落，勉强能辨出“李记钟表”四个字。铺子里没开灯，只有一盏煤油灯搁在柜台角落，灯焰晃动，将店主佝偻的身影投在墙上，拉得又细又长。高彬推门进去，铜铃叮当一响。店主头也不抬，手捏镊子正对付一块怀表游丝，嘴里含混道：“修表？等会儿。”“不修表。”高彬声音低哑，“找李师傅。”店主镊子一顿，缓缓抬头。五十上下，左眉断了一截，右耳缺了半个耳垂，脸上纵横几道旧疤，最深的一条从颧骨斜劈至下颌，像条冻僵的蚯蚓。他盯着高彬看了三秒，忽然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高科长？稀客啊。”“李瘸子，别装了。”高彬从怀里摸出一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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