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缘于大宋王朝“官不修衙”的规则。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朝廷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

    而且，宋政府严明执法、决不容情。

    曾有官员“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而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所以后来宋神宗熙宁四年时候，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发现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首府，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

    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久颓毁。

    地方官只好在这“颓毁”的州衙内办公、生活。

    身为杭州父母官的苏轼，遭遇“日有覆压之惧”的尴尬。

    开封府衙便在天子脚下，所以哪里有人敢冒着风险来修这衙门，而且，开封府知府大多干不了几年，短的几个月，长的也不过一两年，谁愿意干这等吃力不讨好之事？

    但看着衙役，明显他们已经习惯了。

    章衡只能笑了笑，跟着绕开危险区域往里面走去，好在设厅还是比较坚固的，毕竟大规模修缮不行，但小规模的维修还是可以的，不然将开封知府给压死了，那就成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