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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蒋进的警察身份太过敏感，而其所在的侦缉科，很大一块职能便是针对他们这个组织的，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蒋琬轻轻摇了摇头：“应该不会。蒋进从小就嫉恶如仇，虽然他现在穿着警察的衣服，但内心深处还是有着自己的正义和坚持。他若真的有什么想法，肯定会先来找我问个清楚，而不是直接上报给上面。”
老吴听后，微微点头，心中的忧虑稍稍减轻了一些。
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还是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以防万一。
蒋琬加入组织的时间不长，对斗争的残酷性理解的还不够深刻，有必要给她强调一下。
老吴端起搪瓷缸喝了口冷茶，目光透过斑驳的窗棂望向远处，声音低沉得像压在喉头的石头：“特务处和党务调查处这两头饿狼对我们组织的破坏力极大，据我了解，光是苏浙一带，被这两处咬住的同志就占了全年损失的三成。”
蒋琬心头一紧，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老吴用指节敲了敲桌沿，继续道：“去年四月，南京夫子庙附近有家‘祥记绸缎庄’，表面是老板做布料生意，实则是咱们在城南的联络点。
特务处的人盯了整整三个月，从老板每日晨起去茶楼听评书，到晚上关铺前擦门匾的习惯，连他给乞丐施舍铜板的次数都记了账。
四月十七那天下着雨，老板照例去茶楼，后头跟了三个便衣——其中一个假装撞翻他的油纸伞，趁机往他衣兜里塞了张字条。
那字条上写着‘今晚子时，码头三号仓’，老板以为是紧急联络，结果刚到码头就被按住了。
后来才知，特务处早把他的行踪摸得透透的，就等他自己往网里钻。”
蒋琬倒吸一口冷气，老吴接着说：“同年六月，上海《申报》有个叫陈墨的编辑，表面写些风花雪月的文章，实则是咱们的交通员。
党务调查处的人找了他在赌场当账房的表弟，三天两头请他喝酒，灌醉了就套话。
那表弟本是个胆小鬼，被党务处的人拿家人威胁，说‘要是不配合，就让你老婆孩子“意外”掉进黄浦江’。
陈墨哪知道这些？
有回送密件时，表弟偷偷带着特务跟着他。
等陈墨到了HK区的联络点，特务们摸过去，当场抓了三个同志，还顺藤摸瓜端了苏州河边上的印刷所。”
老吴的声音越来越沉：“去年十月，临城的‘望湖茶楼’，掌柜的是咱们的老交通员，干了十二年没出过岔子。特务处不知从哪弄来个女学生，天天到茶楼里写生，画荷花。
那女学生长得清秀，说话也软和，掌柜的看她总在茶楼转悠，怕坏了规矩，有回悄悄跟她说‘姑娘，这儿不是画画的地儿’。
结果第二天，党务调查处的人就冲进来，说掌柜的调戏女学生，要带回去‘教育’。
掌柜的刚要辩解，那女学生突然从怀里掏出张照片——正是掌柜的和上级接头的画面。
后来才知，那女学生是特务处训练了三年的内线，专门装成进步青年接近咱们的人，利用画画的时机暗中拍了照。”
蒋琬的额角渗出冷汗，老吴却突然拍了下桌子：“最狠的是去年腊月，苏州平江路的‘松鹤书院’。
山长是个老秀才，教了半辈子书，暗里帮咱们传过不少信。
特务处的人把他独生子抓了，关在牢里天天打，打完了就抬到他面前，说‘你儿子要是再不说实话，明天就送他去见阎王’。
老秀才跪在地上磕头，说‘我真是普通教书的’，结果特务处的人当场剁了儿子一根手指。
第三天，老秀才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书院里的密室，还带着特务去抓了正要转移的同志。”
老吴说到这儿，突然住了口，目光定定地看着蒋琬：“这两个衙门现在越闹越凶，手段也越来越毒。以往咱们最担心的是党务调查处，但现在的特务处也是今非昔比，尤其是你看他们对付日本特高课的那些手段。
我敢说，这是没把咱们放在工作重心上，否则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小。
你弟弟在侦缉科，虽说他未必会告发你，但咱们得把每一步都当最后一步走。
依我看，颐和路你还是要去的。我暗中派人策应你。”
到了此时，蒋琬已经听明白了老吴的意思。
蒋进之所以让自己再次去颐和路，分明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什么。
老吴继续解释：“我猜有这种可能性，他故意将消息透露给你，就是为了让你通知咱们的同志赶紧转移。你好好想想，去的时候有没有被跟踪？”
蒋琬一听，冷汗都出来了，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
她努力回想这一路的细节：
从住处到颐和路，她特意绕了三条巷子，换了两次黄包车，还在报摊前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