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首领都是带头参与劳动，获得较高声望才会被推举为首领的，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经历。
而我国自古又是古老的农业社会，百姓依托农业而生活，所以农家认为君王也应当与百姓一样，以身作则参与农业生产，带动百姓生产积极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贤明。
这种“与民共耕”的亲民思路似乎与儒家“贵民”的思想十分相近，但孟子却并不认可。
他连续提出反问：“许先生一定要先织布才穿衣服、戴帽子吗？许先生做饭用的锅和陶具是自己制作的吗？许先生用的农具是自己打造的吗？”
并以此三问来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朴素原始的社会分工观点。
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虽然孟子将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说法存在封建性，但相比农家思想，他洞察到了社会分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分工的出现伴随产生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治”与“被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诞生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百姓之间矛盾对立的出现。
这种矛盾对立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诞生，同时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和凸显，才促生了诸子百家纷纷出来提出想法，以寻求解决之道的百花齐放之势。
针对这一矛盾，农家提出让“劳心者”参与“劳力”以消减矛盾的对立性；
儒家则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性，提出让“劳心者”对“劳力者”施以“仁政”，让“劳心者”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力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的效果，这是对于“治”的全面阐释。
而杨朱、墨翟学派从根本上否认“心”与“力”的对立性，不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劳心”与“劳力”都不过一样的“劳”，没有区别。
只不过二者在如何“劳”，为谁而“劳”上走向了两个极端，进而产生了区分。
至于纵横家，似乎完全服务于“劳心者”，只求巩固“劳心者”的力量来实现偏向矛盾一方的“压倒性倾塌”，但矛盾之所以为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实力的对等，此等行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锐性。
所以纵横派终归如孟子所言乃是“小人之道”也，缺乏统摄天下的宏大视角，虽然也曾光芒万丈，但终归不具备纳入历史哲学范畴的资格。
士无事而食，可乎？
而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立场的人群，那就是这些思想者、读书人，用古人的概念来讲就是“士”。
对于这些“士”，百姓们也同样有着看法，比如孟子的一个弟子彭更见到孟子出行，带着百余随从以及十几辆马车，便忍不住质疑孟子：“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读书人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不应当享受这种待遇。
孟子接下来为天下读书人做了解释：
“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读书人进门能孝顺父母，出门能友爱兄弟姐妹，守护住先王留下的道德精神，并把这些精神传递给后世，这样的人你却不愿意给他们应有的食物供给。
为什么具体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你就那么重视，而从事宣传仁义道德这种大事业的人你却轻视呢？
孟子此言告诉天下人，读书人虽然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但读书人所做的贡献一点都不少。
读书人是在以“行道”而服务于社会，是在构建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是在保护社会风气不被败坏。
这种“精神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