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等楯车擅自进攻，多半要败，败了必然受罚。
费扬古对此当然清楚，只是他与镶蓝蒙古的胡希布，两个固山就是没楯车。
他们原携楯车十具，在兴安岭西麓与元帅府的蒙古军交战，一路转移，十具楯车丢了八具。
回去怕被责罚，不敢报告，另外两具也被费扬古交给旗下匠奴仿制，想着自己出血出钱，偷偷摸摸做好了补上。
因为楯车很贵。
戚继光当年为挡枪子，曾造过刚柔牌，是由木、漆、纸、油、铁多层复合材料制成的长盾牌，重达十五斤，苦于造价极高，一面要五两银子，无法官办采造。
努尔哈赤的楯车，跟刚柔牌差不多，只是更大，六寸厚的木牌、覆盖牛皮、铁皮，组成复合楯车，造价更贵。
因此通常来说，丢失楯车，黄台吉的责罚，会比楯车造价更贵。
费扬古和胡希布宁可自己出钱，也不愿受责罚。
反正也能克扣蒙古旗军的赏钱与压榨奴隶。
在这个战乱灾荒横行的年代，在哪能混出头都是少数，尤其对林丹汗败亡后的蒙古人来说，贵族降金后，较之早前在蒙古地位大降。
普通人则会沦为奴隶，被旗人欺压，平时挨饿挨打，战时被逼着上城墙，即使是侥幸先登，也会因旗人嫉妒不予支援，悲惨地死在城头。
家人若能找到黄台吉告状，自然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予以正名……但这就像找到崇祯告状、找到刘承宗告状，找到任何统治者告状一样，塑造出皇帝都是明君，是下面人坏的假象。
很多蒙古人降了金饿肚子挨揍，逃跑，叛逃大明，还是饿肚子。
逃到宣大的蒙古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属于期货人头，打了败仗就拿他们装女真领赏。
大明不缺兵丁。
长城以南在和平年代，把夷丁当个宝，是因为他们大概率会骑马射箭，穿上铠甲就是兵，比直接招募农民，省略了费钱费粮的训练阶段，能直接投入使用。
但崇祯登基以来，大明已经通过系统化的征税创造流民，剿杀流民帅招抚流民军，继续加税创造新流民，完成了对西北农民的军事化改造。
招安的农民军，通过几年的流动作战，刀口舔血学会了骑马射箭，要屯田会屯田、要作战会作战，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也就祖大寿那的蒙古兵过得还凑合。
费扬古的算盘打得挺好，唯独没想到，黄台吉没给他时间。
楯车根本没来得及造，就在崇德皇帝的一纸诏令的调派下再度出征，而且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急调。
战场另一边的刘承宗早就看到黄台吉重立阵线，就凭经验猜到他要张开两翼打包围，因此在歹青军两翼张开之前，就对己方两翼完成了下令。
他遣传令兵飞奔至左光先、唐通与素巴第的阵中，命左右翼在看见敌军两翼张开之时，先狠攻一阵。
刘承宗的目的是中心突破。
但歹青的兵力多，即使他手上仍摁着第一旅最为精锐的正奇二营八千人，仍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为再次调动敌军，必须在两翼碰碰运气。
元帅军的右翼打歹青左翼很吃力。
右翼是素巴第的漠北军，虽然有六千骑兵，但他们的骑兵披甲率还不如八旗的守备部队，非常原生态的蒙古贵族加牧骑组合。
靠着中军和右翼皆溃，并且金玉和的汉军旗营正将火炮转移，这才一举攻破了金玉和的军阵。
随后粆图台吉与吴思虎的两营急趋向南，素巴第也想往南打一打，但撞在马光远的汉军阵上，一冲，巍然不动；再冲，汉军阵还不动。
素巴第懂了。
他只能远远游曳，对刘承宗的进攻命令有心无力。
刘承宗见状，也从后方给其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就是远远的摆开海子阵，勿要让敌军前冲。
素巴第收到刘承宗第二道命令的同时，派去给刘承宗表达建议的人也到了中军。
这位漠北三部之一的汗，给自己的部队安排的很好，跟刘承宗请求右翼暂缓进击，等贺虎臣来了再协同汉军一道进军。
刘承宗对此表达肯定，随即给第一旅的奇兵营传令，让他们转移到正兵营的右翼，跟正面的宗人、辽阳二营相连。
调李鸿嗣向右翼移动，并不是他要保护素巴第。
而是刘狮子觉得，漠北军的阵线弄不好待会要被捅破。
万一被捅破了，他得让李鸿嗣这个营保护自己和高应登的正兵营，免得叫人家给他们来一次侧面击破。
对刘承宗来说，这场仗，就是用时间换兵力。
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多次、多点地对歹青军被迫变化的阵线施以打击，敲击薄弱地带，并加以突破，造成军阵多点崩溃。
如果不能，就必须尽快带着斩获战果撤退。
但左翼一碰，就碰出的费扬古没有楯车。